在環保部的問責名單當中，有不少“熟面孔”的企業，這折射出了我國環境違法成本依然較低的現狀。昨日，環保部公布了1月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反映的環境案件處理情況，其中，中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大慶石化分公司因熱電廠2號脫硫塔外排口氮氧化物濃度超標等三項問題再度“上榜”。除此以外，中石化、齊魯制藥等企業也是屢屢登上環保部“黑名單”的“常客”。

中石油下屬分公司出現環境違法已非首次。去年新《環保法》實施兩個月，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因大氣污染物超標排放行為被環保部門按日連續處罰78萬元，并被作為典型案例向社會通報。此外，中石油蘭州石化分公司還因環境違法事件整改不力曾被三次約談。

北京商報記者梳理發現，頻頻出現在環保部問責名單上的企業遠不止中石油一家。2012年，中石化曾因為完成氮氧化物減排目標被暫停審批煉化項目環評，隨后在2014年APEC會議期間，中石化石家莊煉化分公司等4家分公司又因“頂風排污”被環保部點名通報。此外，齊魯制藥曾多次因排放刺激性氣體、異味擾民被約談并被勒令整改；佳通輪胎多地分公司也數次因廢氣污染登上環保部“黑名單”。

為了遏制這一風氣，除基本罰款之外，環保部門也曾打出過政策組合拳。在整治中石油、中石化減排審核未達標時，環保部祭出了最嚴厲的環保處罰措施之一，區域限批，即暫停審批中石油、中石化除油品升級和節能減排項目之外的新、改、擴建煉化項目環評。

“環境違法屢禁不止核心原因還是違法成本過低”，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新《環保法》實施前，對于水污染的最高罰金也只是10萬元，罰滿12個月就是120萬元，但企業要遵照規定治理水體達標，半年要投入的資金就遠超這一金額。因而有些企業甚至將這120萬元納入了經營成本中，寧愿認罰也不愿主動治理。”他同時透露，還有一些地方國企行政級別高于當地監管部門，且在稅收、就業等方面貢獻占比甚重，地方政府出于經濟的考量，也會選擇對污染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在馬軍看來，要從根源上整頓環境問責名單上的“常客”，還需行政、司法等多重措施發力，“針對地方庇護的情況，可以充分運用約談機制，由環保部直接向省級、市級官員施壓，要求整改。而在監督方面，環保部也應繼續推進信息公開，比如向銀行提供違法企業資料，以阻斷這些企業的信貸支持，達到懲戒目的”。